案件详情
一、 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类型：律师诉讼案例 / 刑事辩护
案件阶段：侦查 → 审查起诉 → 一审
代理律师：潘美玉
律师事务所：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
涉及罪名：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批捕罪名，侦查阶段撤销）；伪造公司印章罪（移送罪名，审查起诉阶段撤销）
办案结果：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可抵扣），从轻处罚
二、 案情简介
庄某某为某上市科技公司董事长。2015-2018年间，庄某某指示公司财务负责人某某等使用伪造的银行业务回单虚增公司利息收入、销售收入与营业成本，相关虚假数据被列入公司2015-2017年度（半）年报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证监会某省监管局于2020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庄某某等4人合计罚款70万元（庄某某个人30万）。
2021年3月25日，庄某某主动投案自首，并电话劝说某某等多名同案人相继投案。侦查机关以伪造金融票证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批准逮捕庄某某。辩护人于批捕后介入，首次会见后即提交《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法律意见》，并推动侦查机关向银行管理机构询函。2021年8月侦查机关确认涉案业务回单不属于银行结算凭证，移送审查起诉前撤销伪造金融票证罪指控，变更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与违规披露罪两罪。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论证伪造印章与违规披露系吸收犯/牵连行为，最终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一罪起诉。审判阶段围绕自首、立功与量刑对比全面罪轻辩护，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十万元（可抵扣已缴行政罚款）。
三、 律师辩护努力与专业贡献
1. 批捕后第一时间介入：首份法律意见直击“银行结算凭证”定性
辩护人于批捕后受托介入，在首次会见后第一时间提交《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法律意见》，从“银行结算凭证”的法律定义出发进行系统论证。核心观点：刑法第177条规定的金融票证仅限于银行办理支付结算活动所使用的、据以执行客户支付指令办理资金划转的凭证，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与本质特征；涉案200余张业务回单系企业事后补打的事后证明文件，仅证明资金已入账，不具备引起资金支付结算的功能，且形式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5类结算凭证格式不符。公安部公经金融【2013】69号批复亦明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不属于金融票证。辩护人推动侦查机关向银行管理机构询函，最终银行管理机构确认涉案业务回单不属于银行结算凭证，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前撤销伪造金融票证罪指控（避免可能10年以上的重罪）。
2. 审查起诉阶段：以“吸收犯”理论再打掉伪造印章罪
侦查机关撤销伪造金融票证罪后改指控伪造公司印章罪与违规披露罪两罪。辩护人论证：伪造印章系违规披露的手段行为，处于违规披露的预备环节（伪造印章先于虚构财务数据完成），属于典型的预备行为；伪造印章与违规披露在同一犯罪意图（维持公司正常经营、稳定股价）支配下实施，根据吸收犯规则（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应以违规披露罪一罪论处。同时，“不披露重要信息”部分亦无证据支持。最终审查起诉阶段撤销伪造印章罪以及不披露部分指控，以违规披露罪一罪起诉。
3. 审判阶段：自首+立功+量刑辩护的三重组合
审判阶段辩护人确立三大量刑辩护支柱：
自首情节：庄某某在未被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于2021年3月25日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侦查机关两份《综合报告》均已认定自首；
立功情节：庄某某主动规劝6名同案人（含某某等）投案，其中某某、某某等均实际到案，林某某从外地返汕投案，符合“协助抓捕型”立功；投案时间虽在自行投案前，但举轻以明重更应认定；
量刑对比与行政罚款抵扣：对照最高检第66号余蒂妮案基准刑，结合动机为维持企业经营、未造成公司退市、手段相对有限等情节，基准刑应低于一年四个月；行政罚款30万已缴纳，罚金应予抵扣。
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十万元（可抵扣），实现从轻处罚的良好结果。
四、 处理结果
本案历经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三个阶段共约一年三个月，最终以一审从轻判决结案。
侦查阶段（2021年3月-8月）：庄某某主动投案并劝说同案人投案；侦查机关以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披露罪批准逮捕。辩护人批捕后介入，提交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法律意见，推动侦查机关向银行管理机构询函并获得“业务回单不属于银行结算凭证”的确认，移送审查起诉前撤销伪造金融票证罪，变更为伪造印章罪+违规披露罪。
审查起诉阶段（2021年8月-10月）：辩护人提交多份法律意见，论证伪造印章系违规披露的吸收犯/预备行为，最终以违规披露罪一罪起诉，量刑建议为一年四个月。
审判阶段（2021年11月-2022年1月）：2021年12月7日开庭审理，辩护人提交《辩护词》与《质证意见》，围绕自首、立功、量刑对比与行政罚款抵扣全面罪轻辩护。
一审判决：法院采纳辩护人量刑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可抵扣已缴纳的30万元行政罚款）。
判决生效：庄某某及同案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本案辩护价值核心：从批捕时两个罪名（重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轻罪违规披露罪），通过侦查阶段打掉伪造金融票证罪、审查起诉阶段打掉伪造印章罪，最终以违规披露罪一罪起诉，刑期从潜在“5年以上”降至“一年一个月”，罚金亦通过抵扣机制大幅减免。
五、 典型意义
1. 批捕后介入并不嫌晚：罪名定性的“后置战场”
本案是“批捕后介入仍能取得重大辩护突破”的典型范例。侦查阶段往往以捕诉一体思维主导，辩护人介入后通过对“银行结算凭证”专业定性论证，配合银行管理机构询函结果，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即撤销重罪指控，证明了即便错过审查批捕环节，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后期仍可凭借专业论证推动罪名变更。
2. 伪造金融票证罪与违规披露罪的界限：“手段与目的”的准确切分
违规披露案件中常见的“伪造票据+伪造印章”等手段行为，并非一律单独构罪。本案确立的规则：①伪造票据是否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关键看是否属于刑法177条“银行结算凭证”（具有支付结算功能）；②伪造印章是否构成伪造印章罪或被独立评价，关键看与违规披露行为是否构成吸收犯/牵连犯。本案通过这两层定性分析，将所有手段行为吸收进违规披露罪一罪，避免了重罪指控和重复评价。
3. 自首与立功情节的体系化挖掘
庄某某不仅自身主动投案，且“决定投案后尚未投案前”即规劝6名同案人陆续投案，体现了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对法律的敬畏和对自身行为的反省。辩护人通过举轻以明重原则论证“到案前规劝同案人投案”更应认定立功，实现量刑辩护的实质性突破。
4. 量刑辩护的本地化与精细化
本案通过对照最高检第66号指导案例（余蒂妮案）倒推基准刑，结合类案检索、行政罚款抵扣论证、初犯偶犯、悔罪态度等多维情节，实现量刑辩护从“一年四个月”到“一年一个月”的实质性降低。这种以指导案例与本地裁判规则为核心的量刑辩护方法论，对证券类犯罪案件具有普适意义。
常见问题解答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后律师介入是否太晚？
批捕后律师介入绝不嫌晚。审查批捕后、移送审查起诉前的“黄金期”、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均存在重要的辩护空间：侦查阶段可对罪名定性提出专业意见促成侦查机关撤销或变更指控（如本案成功打掉伪造金融票证罪重罪）；审查起诉阶段可争取以轻罪起诉、减少指控事实（如本案打掉伪造印章罪与不披露事实指控）；审判阶段可争取罪轻判决（如本案最终判 1 年 1 个月）。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与伪造金融票证罪如何区分？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161条）指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刑期为3年以下或拘役；伪造金融票证罪（刑法177条）指伪造银行结算凭证等金融票证，刑期为5年以下或5年以上。两罪在涉案虚假披露中常伴随，但属不同法益。本案通过论证200余张伪造银行业务回单仅具有事后证明功能、不具有银行结算凭证的本质特征，成功打掉重罪指控。
伪造的银行业务回单是否构成“银行结算凭证”？
刑法177条规定的“银行结算凭证”限于银行办理支付结算活动所使用的、据以执行客户支付指令办理资金划转的凭证，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与本质特征（具有引起资金支付结算的功能）。事后补打的银行业务回单（含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仅证明资金已入账，公安部公经金融【2013】69号批复明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不属于金融票证。本案以此类论证成功打掉伪造金融票证罪重罪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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