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详情
一、 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类型：律师诉讼案例 / 刑事辩护
法院判决时间：2021年11月
代理律师：彭歆
律师事务所：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
涉及罪名：非法经营罪（起诉罪名为诈骗罪）
审判机关：四川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案情简介
2015年底，被告人万某某在香港注册某金融投资管理公司，并先后购买两套电子交易平台软件，搭建了“某交易平台”。该平台接入真实的国际期货行情数据，但未取得我国期货监管部门批准，属于违法从事期货交易活动。被告人万某某、杨某某作为实际控制人，通过发展会员单位、代理商等模式，招募5万余名投资人入金进行所谓的期货交易，并按比例分取投资人的交易手续费和交易亏损。截至案发，平台骗取投资人资金共计约人民币13.23亿元（起诉书指控金额）。
甘某某于2016年入职上述某信息技术公司任风控部负责人，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根据平台后台数据筛选出“投资高手”客户与交易频繁客户形成名单（即“风控表”），供实际控制人参考；二是根据真实的国际交易行情，撰写早评发送至平台官网。甘某某月薪长期维持在6000-7000元。
2017年11月，公安机关在多地统一收网，将包括甘某某在内的涉案26名被告人抓获。2019年，四川省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26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并将甘某某列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三、 律师辩护努力与专业贡献
1. 整案定性辩护：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的严格区分
辩护人并未就低不就高地接受“涉案平台违法”这一表面事实，而是穿透平台外观，论证其行为本质不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评价为非法经营罪。
交易数据真实性：“某环球交易平台”接入的数据来源于真实国际行情数据，平台对交易数据不享有信息优势，无法预测和操控交易行情，平台并未通过操纵数据行情欺骗客户获利。
交易流程自主性：投资人在平台中对买卖方向、手数享有自主选择权，平台并未进行人为修改操控；客户交易以对冲平仓方式结算，目的不是转移实物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投资收益，具有集中交易的特征。
宣传引诱与亏损的非必然因果：部分代理商确实存在夸大宣传行为，但宣传本身不必然导致亏损。投资人在投资时对平台性质具有一定认识，对投资风险亦有预见，其亏损来源于自身的错误投资操作，而非平台人为操纵的结果。
定性引导：万某某等人组织搭建平台、设立公司对该平台进行运营维护的行为，属于在未经国家期货监管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利用购买的虚拟期货电子交易平台从事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更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特征，公诉方指控尚未达到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诈骗罪的程度。
上述论点构成对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目的”双重要件的实质性质疑，将案件定性引导回未经批准从事期货业务的非法经营罪评价轨道。
2. 投资人财产处分自由的论证
辩护人进一步从被害人视角论证：投资人不存在陷入错误认识后的财产处分行为。
风险认识存在：近400名投资人的报案材料一致显示，投资人对“必须操作正确买对涨跌才能赚钱”具有清晰认识，对投资风险存在合理预期，并未陷入“稳赚不赔”的错误认识。
财产控制未丧失：平台在案发前能够正常出入金，投资账户始终由开户投资人实际掌握。投资人转入资金的行为并不等同于向平台或被告人转移财产支配权。
亏损来源于自主操作：平台系封闭内盘，其交易结果由真实国际行情决定，并不被人为左右。所谓“修改点差、手续费”仅影响交易成本，不左右交易结果。
上述论证从因果关系角度切断了诈骗罪“因欺骗而处分财产”的构成链条，进一步夯实了整案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立场。
3. 针对甘某某个人责任的辩护：主观明知不足、作用地位边缘
针对甘某某个人，辩护人提出三方面辩护意见：
不涉及诈骗实行行为：甘某某仅参与“筛选高手客户”与“撰写早评”，前者仅向实际控制人提供分析参考，万某某是否据此操作甘某某不参与、不负责、不知情；后者内容基于真实国际行情，不涉及任何具体投资建议、喊单或带节奏。
主观故意不足：公诉机关推定甘某某主观明知的关键依据是“实际控制人告知其客户盈亏由代理商获取”。但该告知内容恰恰切断了甘某某对平台与代理商身份重合的认识，无法推定其明知平台虚假。甘某某本人曾在正规做市商平台任职，对做市商模式有合理的行业认知，主观上无诈骗或帮助诈骗的故意。
作用地位边缘：风控部门长期隶属技术部门未独立成部，自2017年2月工资单出现“风控部”以来仅甘某某一 人，办公地点远离主营场所，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该部门长期持保留态度。甘某某月薪始终维持在6000-7000元，与普通财务、技术员工相当，作用地位非常微弱，不应认定为主犯。
4. 庭前法律意见与庭审的系统化辩护输出
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全面梳理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因果关系上的本质差异，并就风控部门的工作实质、薪酬水平、组织架构提供证据支持，为后续庭审辩护奠定扎实的事实与法律基础。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进一步从行业穿透、因果链切断、主观明知不足、量刑地位边缘四个维度展开体系化辩护，形成“整案定性辩护+个人差异化辩护”的双层结构。
四、 裁判结果
四川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关于案件定性的核心意见，认为涉案平台未经国家期货监管部门批准开展期货交易活动，平台提供真实行情数据，未对交易过程人为操纵，宣传引诱行为不必然导致亏损，全案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更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特征。
判决结果（节选）：
被告人甘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本案起诉指控的26名被告人最终均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与起诉指控的诈骗罪形成本质区别。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可达无期徒刑，而非法经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定性的改变直接决定了全案被告人的量刑档次，实现了降档辩护的核心目标。
五、 典型意义
1. 期货平台类案件定性的关键分水岭
近年来，未经批准的网络期货平台类案件多发，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存在分歧。本案确立的裁判思路——以“交易数据是否真实”“是否人为操纵交易过程”“宣传引诱与亏损之间是否具有必然因果关系”作为定性核心要件——为同类案件的辩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路径。
2. 涉案员工“主犯”标签的去标签化
本案中甘某某被起诉列为共同犯罪主犯，但法院最终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起到的作用——月薪水平、岗位职责、组织地位、与核心犯罪行为的距离——将其量刑与普通员工同等对待（有期徒刑四年、罚金十五万元，与同案其他普通员工的量刑档位一致）。这一裁判思路提示：涉案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认定，应当穿透其公司头衔，回归到具体行为的实质评价。
3. 主观明知认定应避免客观归罪
公诉机关曾以“实际控制人的告知”推定甘某某主观明知，但该推定未能充分考虑被告人的行业背景、对做市商模式的合理认知以及告知内容的局限性。本案裁判结果体现了“主观明知”认定应当严格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仅凭客观结果反推主观故意的客观归罪倾向。
4. 大型共同犯罪案件中辩护空间的拓展
本案涉及26名被告人、220余册卷宗、近400名被害人，案件规模和辩护难度极大。辩护人通过“整案定性辩护+个人差异化辩护”的双层结构，既争取到全案定性的降档，又在当事人个人层面实现从“主犯”到边缘地位的实质评价，展现了大型共同犯罪案件中体系化辩护的重要价值。
常见问题解答
期货交易平台类案件中，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如何区分？
关键看三点：交易数据是否真实、是否人为操纵交易过程、宣传引诱与亏损之间是否具有必然因果关系。平台接入真实行情数据、未人为操纵交易、投资人亏损源于自主投资操作时，行为更符合未经批准从事期货业务的非法经营罪特征，而非诈骗罪。
公司员工在公司涉刑案件中如何争取从轻处理？
应穿透公司头衔评估实际作用：月薪水平、岗位职责、组织地位、与核心犯罪行为的距离。涉案员工若岗位边缘、主观明知不足、与核心犯罪行为距离远，可争取从犯认定与降档量刑。本案风控部负责人虽被起诉列为共同犯罪主犯，最终量刑与普通员工档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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